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下，基于比较的视角发现人类的新闻行动具有不同于自动化新闻的独异性，数字新闻生态中技术与人类行动者扮演着不同角色。

　　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瓦解了传统的新闻样态、标准和规范，导致后人类状况的蔓延，创造了一种持续熵增的自动化新闻生态；而人类行动者依其生物属性和社会化机制形成了三种无法为机器逻辑所量化的独特机能，即新闻直觉、新闻道德和新闻文化。

　　在人机共生的未来，人类行动者可以通过不断激发自身创造力、保持对异化的反思和自我约束，以及持续为新闻实践赋予价值意涵的方式，构建人类新闻亚生态，以对抗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性的侵蚀。因此，新闻学理论的发展应当以直面后人类状况，为技术与人赋予同等行动者地位作为认识论前提。

　　历史甫一进入2024年，人工智能技术就迎来了新的重大突破：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诞生。人类社会仿佛向科技先驱们构想的技术乌托邦迈出了关键一步。然而，与烈火烹油的技术进步相伴而生的，则是全球新闻业的又一个“冰河期”。

　　报告显示，美国各大新闻机构在2023年全年总计砍掉2681个职位，比前一年大幅跃升48%。技术先进、历史悠久的老牌媒体机构是记者失业潮的“重灾区”。新闻业正在成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而记者则是最容易失去工作的职业之一。

　　导致新闻劳动力市场加剧萎缩的因素很多，但人工智能的崛起和进化显然是最直接的原因：

　　●机器人能够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生成结构化报道，令人类记者劳动在相当程度上变得可替代，进而重塑了新闻权威的构成；

　　●算法架构与行为数据库的无缝衔接让新闻分发变得更加精准、更为贴合用户需求，新闻得以产生新的、更为强大的文化心理效应，这反过来强化了数据主义的机器生产；

　　●专于培塑多样叙事模态的大模型的不断面世，也令传统新闻类型与样态渐渐失去吸引力，新闻加速融合、液化，在本体意义上已不再是专业化的信息产品。

　　在经验上，我们可将新闻业的这种结构和文化转型归纳为“自动化”；在认识论上，新闻业正在经历的人机深度共生、机器逻辑日盛的历史趋势则是一种典型的“后人类状况”。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在这种独特而重要的人类实践中，人本身正在去中心化。

　　新闻业是否正在成为由人工智能支配的行业？人类新闻实践是否将因人工智能的崛起而走向终结？这是我们在当下研究新闻时无法绕开的关键议题。本文尝试通过探索性的观念辨析，从技术文化共生论的框架和人机比较的视角，对“新闻行动者”这一日趋复杂的概念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于人机共生的时代构建“人类新闻亚生态”的观念路径。

　　从全球范围的经验现实来看，人工智能对数字新闻生态的介入是强有力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导性的。因此，我们要看到自动化已经因人工智能的崛起而成为支配新闻生态演化的一个基础逻辑。

　　在安德莉亚·古兹曼和赛斯·刘易斯看来，“传播人工智能”（communicative AI）的诞生和成熟已经让人机交流（HMC）成为与人际交流（HHC）同等重要的信息流通范式，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划定新闻实践中各要素之间的“本体论边界”，以更加“对等的”理论化思路来看待人与机器。

　　从这一经验基础出发，我们得以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观点引入数字新闻学理论，其主张“关系地”把握构成新闻实践的各要素，将新闻现象和新闻经验的发生视为关系聚合或改变的产物，从而超越传统新闻学的职业中心观念。

　　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仅是一种被用于解释社会实践原理与机制的框架，也是一种独特的、非空间的认识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我们得以在四个方面形成对新闻实践的全新理解：

　　●第一，新闻生产不是一致性的专业活动，而是不同类型的新闻行动者、资源和生产资料聚合的过程；

　　●第二，新闻行动者的角色不为任何参与新闻实践的要素所独占，为不同行动者赋予不同主客体地位没有意义；

　　●第四，新闻传播的效果取决于导致行动者聚合的关系的“强度”而非其内部凝聚力或共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作为当下最为关键的技术类新闻行动者获得了特殊的认识论地位——它是与人类记者同等重要的能动者，是驱动新闻发生、演化并产生社会效应的“关系”的重要构成要素。正因人工智能占据了与人类行动者极为相近的生态位并基于其机器逻辑不断改变传统，数字新闻业才表现出典型的后人类状况。

　　作为关键新闻行动者的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新闻业的面貌，这体现在新闻的样态、标准和规范三个层面。

　　在样态上，人工智能介入生产的新闻呈现出鲜明的后工业色彩。beat365平台入口，新闻产品在形式上十分多元甚至极具挥发性，极大超出了传统新闻工业体系所能涵盖的范畴。初期被用于自动化生产的机器人尚且致力于生成基本符合传统新闻惯例的结构化报道，但随着大语言模型的不断成熟，自动化新闻的多模态性日益增强，机器新闻叙事也逐渐呈现出与人类新闻叙事极不相同的结构。

　　此外，在智能推荐算法体系的支配下，新闻样态也会跟随目标用户的需求和趣味随时发生改变，不同平台算法原理的差异会导致极不相同的终端形式，这不仅决定了基于微博、微信和抖音平台的“数字新闻”拥有几乎迥异的样态，也导致即使同为短视频平台，抖音和快手算法架构下的“短视频新闻”在叙事和结构上也体现出极大的不同。

　　新闻样态的改变必然导致新闻标准的重构——事实上，目前新闻业正处在严重缺乏标准的特殊时期。标准关乎对新闻品质高低的评判，且这种评判的依据应当在全行业乃至全社会拥有广泛共识。人类新闻标准包含着鲜明的文化民主、公共性和美德伦理内涵，但自动化新闻却以效能主义和流量经济为生产目标。机器逻辑主要依照对传播效果（用户需求）的研判进行定制化生产，却无法将那些在现代人类新闻实践的历史中结晶化的“品质”理想计算化。

　　在中国，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技术构型和算法机制，“10万+”成为新闻标准最醒目的符号象征，新闻业的文化因此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面貌。beat365平台入口，如果从既往的专业性标准出发，可以很容易得出数字时代新闻品质跌落的结论。但若从人工智能作为新闻行动者的视角来看，这不过是数字媒体生态下“聚合”的自然结果而已。更重要的是，即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工智能正在培育新的新闻标准，拥有不同社会背景、意识形态乃至文化身份的人也往往对此持有不同的态度。想要建立过去那种相对统一和稳固的新闻标准将变得愈发困难。

　　新闻样态和标准的变化最终决定了传统新闻规范理论的失效。新闻规范既包括旨在约束新闻行动者的伦理规范，也包括用于规定新闻实践与社会进程之间关系的文化政治规范。传统新闻规范理论为新闻赋予了四重角色：监督、促进、变革与合作。规范性价值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类新闻行动者的自觉和自律。而新闻样态的液化和标准的挥发，则令上述规范成为无本之木——当新闻的形式和品质日益深刻地由人机共生关系的模式和强度所决定，新闻所维系的“多元主义”还是“人本”的多元主义吗？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此迅猛的进化速度，预设技术力量完全可控的规范理念不啻异想天开。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作为关键新闻行动者的崛起，有力瓦解了传统的新闻样态、标准和规范，新闻业陷入行动和经验均“野蛮生长”的无序状态。如此，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假如机器逻辑盛行已是新闻生态演化的基本趋势，人机共生也成为数字新闻实践的基本关系，那么人类新闻行动者是否还有可能构筑一个有别于自动化新闻的、人本主义的新闻亚生态？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人类行动者与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类行动者都是构成系统的动力要素，并在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推动系统的自动演化。因此，人与机器在新闻实践中的角色差异，主要存在于新闻的发生环节：新闻事实如何被发现和标注、新闻行动怎样从无到有。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机器与人“进入”新闻实践的路径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数据式的，而后者是语言式的。人工智能的新闻行动其实是一种“自我指涉”：旧新闻算法捕获数据并将其结构化，而这些数据又会被新算法捕获、再结构化并生成新的意义。beat365平台入口，新闻行动循环往复，但本质上并未给新闻生态带来信息增量。

　　语言式路径则截然不同。如同人类的交流活动一样，人类的新闻行动不止遵循与算法框架类似的结构化语法，也高度倚赖感官、心理活动、语境等非结构化的“机能”。这些机能是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复杂交缠，因此几乎不可能被数据化。人类新闻行动者相对于其机器对应物的独异性得以显现：人发现新闻事实并付诸新闻行动的初始动力要比机器复杂得多，而人工智能的新闻行动则只能由既有的数据存量所驱动。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新闻直觉、新闻道德和新闻文化决定了人类新闻实践有别于机器的独异性。

　　新闻直觉是人类新闻行动的主要触发性机能，它指的是对新闻价值的直观判断。新闻直觉长期被视为优秀新闻人的一种本能，具有自足性和自洽性。

　　新闻直觉的形成既是新闻体制化的结果，也是个人意志、经验和选择的结果。艾达·舒尔茨将新闻直觉解释为新闻信念、新闻惯习与编辑资本经复杂混合后培育出的行动模式，在个体层面不可预知，但在行业层面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在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下，更常用的表述是“新闻敏感”。

　　新闻直觉并不完全是后天习得的，它与每个人类新闻行动者个体的社会化历史紧密相关，因此它更像是一个包容性的框架，无法被严格界定。

　　传统新闻观念对新闻直觉持有复杂的态度：它既是好记者的必备素养，也是对新闻公共性构成威胁的不稳定因素。传统新闻建制通过建立并不断更新普遍性新闻价值标准的方式，实现对记者个体新闻直觉的约束。这些新闻价值标准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但大体上还是体现出了一种超语境性：新闻应当是有关事实的第一时间的报道（时效性），新闻应当反映公众所关切或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接近性、重要性），新闻应当服膺基本的人性规律（趣味性）等等。

　　数字时代的到来，将新闻直觉从建制化的新闻价值教条中解放了出来。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长期被奉为圭臬的新闻价值“规律”面临重构。

　　●传统新闻机构及其人类决策者对新闻价值标准的裁定权在平台化和自动化的新生态下不断被稀释。

　　●透明性法则等新标准因尝试约束的对象已超越人类行动者范畴而仅有名义上的约束力。

　　●在数字新闻生态的广泛接口和扁平结构的支持下，新闻受众逐渐“觉醒”并成为新型新闻行动者，他们凭借高度个人化、情感化乃至美学化的体验性新闻直觉介入新闻行动。构成了与冰冷、精确的自动化新闻截然相反的人类新闻的基本面貌。

　　长远来看，即使自动化作为新闻生产、流通、组织和叙事的基本趋势将长期存在，但新闻业永远不会只有一张面孔。

　　人工智能通过对人类行动者的行动模式与过程进行数据化介入新闻生态，但新闻直觉是最难被数据化的人类行动逻辑。尽管新闻学领域对此尚无系统性研究，但在政治学、社会学、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已得到经验材料的证实。例如，一项关于组织决策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仅能在高度结构化、确定性的语境下完成有效的自动化决策过程，而在数据资源匮乏、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语境下，人类直觉总是比人工智能更能做出有效的决策。

　　对人类行动者来说，维系全球新闻生态的人本主义属性的关键不在于跟人工智能展开精确性或可沟通性方面的竞争，而在于以适宜的方式强化蕴含于“新闻人”（既包括职业化的新闻机构人员也包括已觉醒的新闻公众）行动逻辑中的直觉的力量。

　　在经典新闻观念中，新闻道德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有关合乎基本道德原则的新闻实践的规定，二是包孕在常规新闻实践中的普遍性道德原则。在斯蒂芬·瓦尔德看来，前者是一个实用性的问题，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新闻室的活动服膺公共期待；后者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关乎我们应怎样理解新闻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

　　新闻道德是新闻行动者对“什么样的新闻行动符合公共性法则”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既然具有约束力和规定性，就表明它会在很多情况现出“反常性”。例如，近年来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的慢新闻运动，就因其形式和策略的反常而被广泛关注。在人工智能造就的高速运转、高度异化的新闻时间体系下，“慢”从“低效”的代名词转变成了一种道德原则。这种与系统自创生机制明显牴牾的行动，其主体只会是人。

　　道德既是人与机器的本体论界限，也是人与机器的认识论界限。前者意指道德是人类独有的认知和文化属性beat365平台，，后者则表明机器永远不能像人一样“道德地”把握客观世界。目前科学界对于“有道德的机器”的设计仍然无法超越将“道德”这一复杂的人类机能语法化的思路。在新闻领域，现有一切试图让机器人拥有道德感的技术探索均未达成预期的效果。公开资料表明，OpenAI等主要通过增强监督、优化算法等方式来尽可能减少其生成信息中的偏见来践行自己对社会的“道德承诺”；而对于滥用数据、批量生产虚假信息、助长网络暴力等真正严肃的道德问题却束手无策。

　　与新闻直觉的来源机制相似，新闻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教育是获取道德感的主要途径——内置于公民素养教育体系的媒介素养或信息素养项目为人的新闻参与行动设定了最基本的伦理框架。新闻道德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和语境化特征，但这无碍其在所有新闻文化中发挥约束工具理性的作用。

　　除了为人类行动者提供对抗机器逻辑的认识论及话语依据，新闻道德还通过对法律观念的影响实现与国家机器的合作，在制度层面抑制后人类状况在新闻生态蔓延。欧洲议会所推崇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理念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道德承诺，直接目标则是建立“人类中心的人工智能文化”。中国在人工智能立法领域的举动也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人工智能法示范法2.0（专家建议稿）》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关“成立人工智能伦理专家委员会”“开展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研究”等道德范畴的规定。

　　当然，作为一种约束性力量，新闻道德有着显著的保守性，对新闻创新往往构成阻碍。“职业中心”的狭义新闻道德不仅限制媒体机构对技术的使用方式，而且也对技术赋权下的公众新闻参与持态度。

　　面对数字新闻生态下机器逻辑日盛、人类角色去中心化的状况，或许需要建立一种边界更宽泛、容纳性更强、以全体人类新闻行动者为指涉对象的新闻道德。在这种新道德体系下，新闻实践首要是人类出于维系历史进程的道义正当性而展开的信息、意义生产活动beat365平台，，所有人类新闻行动者要持有相似的公共性理想。道德化的人类新闻实践并不必然站在人工智能新闻的对立面，但却与之遵循着截然不同且不可通约的演化逻辑。

　　文化同样是将人与机器区分开来且难以被机器逻辑计算化的机能。人类的新闻实践不止追求新闻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效能，更为这一过程赋予价值，即对不同生活经验的评价和身份认同，以及界定自我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对于人类行动者来说，新闻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个文化场域。人自始至终与“新闻世界”交缠、融合、相互作用。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新闻与所有其他“任务”一样，并无超出计算原理的特殊性；然而如果将人类行动从新闻生态中剥离，人类将会丧失一部分自身的历史。

　　在经典文化理论乃至主流社会理论中，文化都是一种排他性的人类机能。那些被认定为“机器的”或“技术的”文化则是人类价值观的延伸，并为人的意志所界定。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至多可以将自动化视为一种生态性特征或一种系统演化趋势；包孕在自动化中的价值偏向则完全是我们基于既存的人类文化范式做出的判断，且这种判断并无统一标准。正是这种价值判断的意愿、能力和主动性本身，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具体内容，在文化的意义上将人与机器区分开来。

　　在前数字时代，新闻文化首要是一种专业文化，其价值赋予属性是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属性紧密捆绑的。在欧美国家，客观性作为核心专业法则，同时也构成了新闻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新闻实践有强大的约束力。在中国，源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是新闻业的价值柱石，强调新闻实践的阶级性和教益功能。

　　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新闻生产的“权限”逐渐向普通媒体用户开放，新闻文化也不断向一种日常身份文化弥散开来：这种文化强调新闻实践的人本属性，主张新闻参与是彰显人类历史主体性的重要路径，并鼓励大众通过介入性新闻行动更加直接地推动公共议程。数字新闻文化的大众性和建设性色彩更加鲜明，这种新闻文化更倾向于对人工智能持有审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其目标则在于高扬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导致的新闻劳动力市场萎缩和算法造成的信息茧房效应显著削弱了传统新闻专业文化，但平台生态下的“用户觉醒”则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足以制约自动化力量的“认同的文化”，新闻作为普通人践行公共性理念、申明负责任公民身份的行动方案，被用以对抗自动化带来的机器叙事、算法依赖和消极精神。在过去十余年中，这种新文化已培育出众包新闻等相当成功的新闻行动方案。

　　例如，在2021年河南暴雨的救灾行动中，海量网络用户自发创造并开放编辑的“救命文档”不但成为对整个事件最完整的信息记录，而且直接促进了救助工作的完成。这样涉及到复杂价值判断和价值驱动选择的行动，只有在一种共享的公共性文化框架下才能完成。此外，标签运动作为借助主流社交平台标签功能展开的长时段、跨地域新闻实践，将技术从“媒介”转变成文化发生和存续的“空间”，不断打破人工智能塑造的个人化信息经验结构。

　　不过，数字新闻文化并不总是指向公共性价值，包孕在大众参与结构中的极端化倾向有可能让人类新闻实践丧失最基本的客观性，沦为利益和党派之争的工具。在很多方面，人工智能正在助长这一趋势，机器逻辑藉此抵消大众对新闻生态的介入意愿和普遍信任。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智能机器人对正常新闻流通秩序的干预，以及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新闻回避现象都表明数字时代的人机共生既是新闻文化革新的动力，也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文化战争。

　　人工智能的崛起、自动化新闻的发生以及后人类状况的蔓延原本就是超越既有人类经验框架的历史趋势。在这一语境下，理论想象力成为人类主体性赖以存续的资料——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界定理想的未来新闻生态应当具有何种面貌，才能据此规划对当下经验的选择和获取。

　　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获得了与人类行动者相似的生态位，瓦解了传统的新闻样态、标准和规范，创造了一种持续熵增的自动化新闻生态；但与此同时，人类新闻行动者也从自身独有的机能出发，以新闻直觉、新闻道德和新闻文化为立足点，不断构建与机器逻辑抗衡的人类新闻亚生态。

　　人机共生的未来新闻生态，或将在两种遵循不同演化逻辑的亚生态的交缠和对冲之中动态演进，而这一进程也将显著影响公共性作为基本价值原则在数字文明中所占据的地位。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直面全球新闻生态的后人类状况，并将人工智能视为与人类同等重要的行动者，应当成为理论发展的基本认识论前提。毕竟，对“应然”的设计须建立在准确把握“实然”的基础之上，而凝聚在“应然”中的人类思想和关怀的历史则超越一切已确立的经验。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10期，注释从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